泪目！四川一小女孩6岁爹没了，9岁妈改嫁 在叔叔家一住就是12年

槐花落了一院子

婶婶是在灶屋门口发现我的。那天下了整夜的雨，屋檐还在滴答，她推开门倒洗脸水，一抬头就看见我靠着门框蹲着，裤腿湿了半截，脚上的布鞋糊满了泥巴。我怀里抱着一个蓝布包袱，里面是我全部的家当——两件换洗衣服，一本小学课本，还有一张我爹的照片，边角已经卷起来了。

婶婶手里的搪瓷盆“哐当”掉在地上，水泼了一地。她回头冲屋里喊：“大志！大志你快出来！”然后一把把我搂进怀里。婶婶的围裙上沾着灶灰，有一股柴火和猪油混在一起的味道。我趴在她怀里，闻到这个味道，憋了一路的眼泪终于淌下来了。

我爹是那年开春没的。在镇上的砖窑干活，窑顶塌了，五个人埋在里面，就我爹没出来。那天我在学校上课，老师把我叫出去，说林小月你家里有事你回去一趟。我跑回家的时候，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。我娘坐在门槛上哭，哭声像一把钝刀子，一下一下割着人的心。我挤过人群，看见堂屋里停着一块门板，门板上盖着白布，白布底下是一个人形。

我被人拉住了。六岁的我不知道“没了”是什么意思，只是拼命挣着要过去掀那块白布。我要看看我爹。我爹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往我书包里塞了个煮鸡蛋，说小月好好读书，爹晚上回来给你买糖。他没回来。

后来那些日子我记不太清了，只记得家里忽然来了好多人，又走了好多人。我娘整夜整夜地哭，后来不哭了，整个人像被抽了魂，做饭忘了放盐，洗衣服搓破了手指头都不知道。村里的婶子们轮流来陪她，说文莉啊你得撑住，还有小月呢。可我娘眼里空空的，看我像隔着毛玻璃。

三年后我娘改嫁了。那个男人来家里那天，我躲在门后面偷看。他个子不高，戴个帽子，说话嗓门大。我娘站在旁边，低着头，新做的红棉袄衬得她脸色苍白。临走那天清早，我娘把我叫到跟前，给我梳了最后一次头。篦子从发根慢慢往下走，一下一下的，比平时慢多了。梳完了她把我转过来，捧着我的脸看了半天，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小月，去你叔家要听话。”

我点点头。我娘拎着一个包袱走了，背影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越来越小，最后拐过山弯就看不见了。我站在院子门口，脚底下是满地掉落的槐花，黄绿色的，沾了露水，踩上去软塌塌的。那年我九岁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——这世上有些人是走着走着就会消失的，不管你喊不喊，他们都不会回头。

然后我就到了叔叔家。

叔叔是我爹的亲弟弟，长得很像我爹，尤其是笑的时候，左边嘴角往上翘，眼角的纹路一模一样。但他比我爹瘦，背有点驼，常年下地干活晒得黑黝黝的。那天他去接我，蹲下来跟我平视，说：“小月，跟叔回家。”我没说话，他把我的蓝布包袱接过去扛在肩上，走在前头。我跟在他后面，看着他后颈上被太阳晒出的那道分界线，忽然觉得没那么怕了。

叔叔家也不宽裕。三间瓦房，后院圈了几只鸡，猪圈里养着一头半大的黑猪。婶婶在家种地带孩子，叔叔在镇上打零工，日子掰着手指头过。我来了，家里多一张嘴，叔叔就把堂屋隔出来半间给我住。隔墙是木板钉的，缝里糊了报纸，半夜能听见隔壁叔叔婶婶压低了声音说话，听不清说什么，语气是软的。

婶婶起初对我不冷不热。我知道为什么——村里有闲话，说叔叔多管闲事，自己家两个小子还养不过来，又添个赔钱货。婶婶心里有疙瘩，但从来没当我面说过难听话。头几个月我吃饭只夹自己面前的菜，碗里的饭扒得飞快，生怕吃得慢了惹人烦。有一天晚饭，婶婶忽然夹了一筷子腊肉搁我碗里，没好气地说：“瘦得跟柴火棍似的，多吃点。”我低着头扒饭，眼泪掉进碗里，把米粒泡得咸咸的。

那盘腊肉是年前杀的猪，统共没几块，婶婶自己舍不得吃，留着待客用的。

我在叔叔家一住就是十二年。第一年最难。半夜想我娘，捂着被子哭，不敢出声。可第二天起来，枕头边会多一颗糖，或是一个煮好的红薯，有时候是一张纸条，上面是堂哥歪歪扭扭的字：“妹，别哭。”

堂哥比我大三岁，堂弟比我小一岁。三个孩子挤在一张桌上写作业，煤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的，把影子投在墙上老长。叔叔没念过几年书，但对我们作业盯得紧。他收工回来，满手泥巴，先不洗手，凑过来看我们的本子，问今天的字写完了没。我四年级那年拿回一张“三好学生”的奖状，叔叔接过去看了半天，嘴角往上翘，又压下去，说：“还行。”转身去后院，把那头黑猪赶出来看了看，又赶回去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他去镇上问了猪价，盘算着够不够我下学期学费。

初二那年冬天特别冷，我的棉鞋底磨穿了，脚趾头露在外面，上课冻得直跺脚。婶婶不知道怎么就知道了，连着几晚屋里灯亮到半夜。一天早上我起来，炕头放着一双新棉鞋，黑灯芯绒面子，白底子，针脚密得像米粒。我穿上，不大不小正合适。婶婶在灶屋忙活，头也没回地说：“试试，不合脚再改。”我低头看着脚上的鞋，鞋帮里絮的棉花蓬蓬的，暖意从脚底一直升上来。

后来我无意中看见婶婶的手指，指肚上全是针眼，结了小小的痂。

高中我住校了，一个月回一次家。每次回去，婶婶都做一桌子菜，叔叔把腊肉切得厚厚的，使劲往我碗里堆。堂哥在县城打工，堂弟读技校，平时家里就他们俩。我走的时候，婶婶往我包里塞吃的，馒头、咸菜、煮鸡蛋，还有钱。十块二十块的零票子，皱巴巴的，用报纸裹着塞在包袱最底下。我上车了回头望，叔叔婶婶还站在村口，并排站着，一个黑瘦，一个矮胖，像两棵歪脖子树。风把他们的头发吹起来，灰白灰白的。

今年我二十一岁，在成都读大三。五月槐花开的时候，我回了趟叔叔家。院子里的老槐树还在，比我走那年又粗了一圈，繁密的枝叶遮了小半个院子。花落了一地，婶婶在扫，我接过扫帚让她歇着。她坐在门槛上，看着我说：“小月，谈对象没？”我说没有。她说：“不急，好好读书。你叔说了，读研也供你。”

叔叔从外面回来，手里拎着两条鲫鱼，看见我咧嘴笑：“小月回来啦！晚上炖鱼汤。”他的背更驼了，头发白了大半，走路腿有点跛——前年在工地伤了膝盖，舍不得去医院，拖成了老毛病。我接过鱼去灶屋收拾，婶婶跟进来帮忙。灶膛里的火噼噼啪啪地烧，映得她脸膛红红的。我忽然发现婶婶老了，皱纹从眼角爬到了腮边，手指关节粗大变形，那是长年洗洗涮涮落下的。

吃饭时叔叔多喝了两盅酒，脸泛红。他端着杯子忽然说：“小月啊，你爹要是还活着，看见你现在这样，该高兴了。”我鼻子一酸，赶紧低头喝汤。婶婶瞪了他一眼，又给我碗里添了块鱼肉。

晚上我睡在堂屋隔出来的那半间里。木板墙上的报纸换了好几茬了，现在贴着我和堂哥堂弟的奖状，还有几张全家福。我躺在炕上，听见隔壁叔叔的鼾声，还有婶婶翻身时床板轻微的嘎吱声。月光从窗棂照进来，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银白的格子。我想起十二年前第一次睡在这里，被窝里是新晒过的棉花的味道，叔在隔壁轻声说：“她睡了没？”婶说：“睡了，不哭了。”

我翻了个身，把脸埋进枕头里。枕头芯是荞麦皮的，沙沙响，还是婶婶每年新换的荞麦皮。窗外槐花簌簌地落，落在瓦片上，落在院子里，落在这十二年的日日夜夜上。

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个梦，梦见我爹了。他还是走时候的样子，穿着蓝布工装，蹲在我面前，左边嘴角往上翘。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，没说话。我想喊他，嗓子里却像堵了棉花。梦醒了，枕头上湿了一小片。我坐起来，听见灶屋里已经响了锅碗声，婶婶在跟叔叔说话：“小月今天走，多煮两个鸡蛋让她带上。”

我穿上鞋——不是当年那双棉鞋了，早穿不下、穿坏了。但我特意带回来了，放在柜子最底层，用布包着。鞋帮洗得发白，底子磨透了，可每次看见它，就想起那个冬天的早晨，脚伸进棉花絮的暖意里，然后婶婶在灶屋头也没回地说：“试试，不合脚再改。”

我走到院子里。老槐树的花还在落，细细碎碎的，沾了一头一身。婶婶从灶屋探出头说：“站那儿干啥，进来吃面，荷包蛋卧了两个。”我说欸。转身往灶屋走，脚底下踩着一层软软的槐花，沙沙地响。

我忽然觉得，这一院子落的不是花，是我这辈子攒下的福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