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4年父母双亡，10岁我带7岁弟弟求姑姑收留，她关门拒认

楔子

2019年深秋，我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，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。

照片上是1984年春天的全家福。父亲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胸口别着一支钢笔，那是他当生产队会计时公社发的奖品。母亲扎着两条麻花辫，碎花布衫的领子浆得板板正正，笑起来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。我站在他们中间，穿着一件明显大了一号的蓝布褂子，那是父亲穿旧了改的，袖口挽了三道。怀里抱着三岁的弟弟，他胖乎乎的小手攥着我的衣领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像是被照相师傅手里的那个黑匣子吓着了。

那是我们一家四口唯一的合影，也是父母留给我们的最后念想。

三十五年了。老槐树还在，树皮皴裂得像老人脸上的皱纹，可枝叶依然繁茂，撑开的树冠遮住了大半个打谷场。村子却变了模样，泥巴路铺上了水泥，土坯房翻成了小洋楼，家家户户门口停着摩托车，有的还开上了小汽车。

可有些东西没变。比如村东头那口老井，井沿上的青石板被磨得油光锃亮，井绳在石头上勒出的沟痕比我的手指还深。比如每到傍晚就升起的炊烟，柴火灶烧出来的味道，混着各家各户的饭菜香，闻着就让人心里踏实。再比如村口这块空地，三十五年了，还是老样子。

1984年那个傍晚，我就是跪在这里，拉着弟弟的手，一遍遍敲着姑姑家的门。

那扇门，终究没有为我们打开。

可也是从那扇紧闭的门开始，整个村子为我们敞开了怀抱。

第一章 天塌了

1984年3月17日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那天是农历二月十五，惊蛰刚过，地里的麦苗开始返青，柳树抽出了鹅黄的嫩芽。

早上五点多，天还没亮透，父亲就起床了。他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，后座上绑着工具袋，要去镇上的建筑队做工。母亲在灶台前忙活，锅里煮着红薯稀饭，灶膛里的火苗映在她脸上，红扑扑的。

“建军，起来吃饭了。”母亲往灶里添了把柴，走过来掀我的被窝。

我缩在被子里不肯动。三月天，屋里还冷，被窝里暖和。

“快起来，要不上学迟到了。”母亲把棉袄扔到我头上，“你弟都起了。”

我睁开眼，看见弟弟建军——那时候家里人都叫他小军——已经穿好衣服，坐在门槛上啃红薯。他嘴角沾着红薯泥，看见我醒了，咧着嘴笑：“哥，红薯甜。”

我磨磨蹭蹭穿衣服的时候，父亲已经推着自行车出了院门。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建军，放学回来带弟弟去村口打酱油，家里没酱油了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我应了一声。

母亲追出去，往他兜里塞了两个煮红薯：“路上吃，别饿着。”

父亲笑了笑，把那两个红薯又塞回来一个：“给孩子留着。”然后跨上车，叮叮当当地骑远了。

那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个背影。瘦削的，微微驼背的，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劳动布工作服，消失在村道尽头的晨雾里。

那天上午的课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。语文老师让背课文，我背错了三次，被罚站了一节课。站在教室后面，我心里莫名其妙地发慌，眼皮一直在跳，左眼跳完右眼跳，心口像是压了块石头，喘不上气。

第三节课刚上课，村里的王会计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。他脸色煞白，嘴唇哆嗦着，跟数学老师嘀咕了几句。数学老师的表情一下子凝固了，放下粉笔走过来，蹲在我面前，摸了摸我的头。

那是一只粗糙的、常年握粉笔的手，掌心有厚厚的茧。

“建军，你先回家一趟。”他的声音有点抖，“书包不用拿，先回去。”

我站起来往外走的时候，腿是软的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让我害怕。王会计拉着我的手往校外跑，他跑得太快，我踉踉跄跄地跟不上，摔了一跤。膝盖磕在碎石路上，渗出血来。可我顾不上疼，爬起来继续跑。

跑到家门口的时候，院子里已经围满了人。

里三层外三层，把我们家那个不大的土院子挤得水泄不通。女人们站在外圈抹眼泪，男人们围在中间，沉默着抽烟。地上扔满了烟头，还有人蹲在墙根底下，抱着头一声不吭。

我拨开人群往里挤，闻到了一股浓重的血腥味，混着泥土和汗水的气息。

母亲躺在地上，身上盖着一条白布。露出来的那只手，还沾着面粉，是她准备中午擀面条时沾上的。那只手白得吓人，指节微微弯曲，像是还在揉面。

父亲躺在旁边，衣服被血浸透了。他的脸被人擦过了，可伤口太深，额角塌下去一大块，头发被血凝成一缕一缕的。他的眼睛没有完全闭上，留了一条缝，像是在看什么，又像是舍不得闭上。

“爸！妈！”我扑过去，被人从后面抱住了。

是王婶。她抱着我，把我按在她怀里，不让我看。她的身体在发抖，声音也在发抖：“建军，别看，别看……”

弟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带过来了。他光着脚，棉袄扣子扣错了一颗，揉着眼睛从人群里挤进来，奶声奶气地问：“哥，妈咋了？妈咋躺地上睡觉？”

没有人回答他。

他走过去，蹲在母亲旁边，伸手去拉母亲的手：“妈，地上凉，起来。”

母亲的手垂下来，软绵绵的，像一根面条。

弟弟愣了一下，然后“哇”地一声哭出来。那声哭像一把刀子，划破了院子里死一样的沉寂。

我挣开王婶，跑过去抱住弟弟。我们哥俩跪在父母身边，哭得撕心裂肺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父亲在镇上的工地出了事故。他站在二楼脚手架上砌墙，架子突然塌了。同村的赵老四也在那个工地，他跑回来报的信。他说父亲摔下来的时候，怀里还紧紧抱着那袋水泥，像是想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什么。

母亲那时候正在家里和面，准备中午给我们擀面条。听到消息后，她扔下面盆就往镇上跑，跑了两里地，一头栽倒在路边。等村里人把她抬回来，已经没了气。

心梗。医生说，是急火攻心。

那天晚上，我和弟弟被安排住在村东头的王婶家。王婶把炕烧得滚烫，给我们哥俩铺了最厚的被子，还煮了一锅小米粥，放了红糖。

弟弟哭累了，缩在我怀里睡着了。他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，小嘴一抽一抽的，梦里还在喊妈。

我一夜没睡。

我睁着眼睛看着黑漆漆的房顶，听着弟弟的呼吸声，听着窗外风吹树梢的声音，听着远处传来的狗叫声。我不哭，我告诉自己，我是哥哥，我不能哭。可我咬着被角，眼泪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淌，把枕头浸湿了一大片。

十岁的我，还不太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。我只知道，爸妈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再也没有人会在早上掀我的被窝，再也没有人往我兜里塞煮红薯，再也没有人喊我去村口打酱油。

第二天，村里人帮着办了丧事。

父亲那边的亲戚来了几个，母亲那边的亲戚也来了。他们围在堂屋里商量着什么，声音时高时低，偶尔传来几声叹息。我带着弟弟站在角落里，像两只被遗弃的小兽，没有人管，也没有人问。

父亲的二叔，我该叫二爷爷的，拄着拐棍坐在门槛上，吧嗒吧嗒抽旱烟。他抽了一锅又一锅，烟灰磕了一地。

母亲的姐姐，我该叫大姨的，抹着眼泪说：“这孩子可咋整？大的才十岁，小的才三岁……”

“七岁。”我纠正她。弟弟已经七岁了，可因为长得瘦小，别人总以为他更小。

大姨看了我一眼，又抹了把眼泪，没再说话。

“建军，过来。”说话的是我姑姑，父亲的妹妹，嫁到邻村去了。

她把我拉到一边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你爸欠了人家三千块钱，你知道不？”

我摇头。三千块，那时候一个壮劳力干一年也就挣个三五百，三千块是一笔巨款。

“三千块啊……”姑姑叹了口气，眉头拧成一个疙瘩，“他这一走，这债谁还？你和你弟，谁养？”

她像是在问我，又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
我那时候不懂，后来才慢慢明白——姑姑不是来奔丧的，是来撇清关系的。她怕我们哥俩赖上她，怕父亲欠的债落到她头上。

第二章 敲门

丧事办完第三天，姑姑就要走。

她收拾了一个小包袱，跟二爷爷和大姨打了声招呼，就要骑自行车回邻村。我和弟弟追出去，弟弟拽着她的衣角，仰着脸说：“姑姑，我饿。”

姑姑甩开他的手：“找你哥去。”

我拉住姑姑的胳膊，鼓起这辈子最大的勇气：“姑姑，爸妈没了，我和弟弟怎么办？”

姑姑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有说不清的东西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俩先在家待着，我回去商量商量。”

“姑姑，我们能跟你走吗？”我的声音在发抖，可我还是说了出来，“我会做饭，会洗衣服，能带弟弟，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我还能干活，拾柴火、喂猪、挑水，我啥都能干。”

姑姑没说话，转身上了自行车。她蹬了几下，又停下来，回头看了我们一眼。

我以为她要改变主意。

可她说：“你俩别跟着。”然后用力蹬了几下，骑远了。

我拉着弟弟跟在后头跑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追，是舍不得姑姑走，还是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弟弟跑得慢，我拽着他的手，两个人跌跌撞撞地跑，跑过村道，跑过田埂，跑过那座小石桥。

姑姑骑得快，我们跑得慢。距离越拉越远，她的背影越来越小。

“姑姑！等等我们！”我扯着嗓子喊。

她没有回头。

我们跑了三里地，追到姑姑家。

那是两间瓦房，院墙刷得雪白，门口晒着一排玉米棒子，金灿灿的，在太阳底下晃眼睛。院子里拴着一头牛，卧在地上反刍，嘴角挂着白沫。

姑姑推门进去，门没关严，留了一条缝。我拉着弟弟站在门口等，没敢进去。弟弟累了，蹲在地上，小手抠着地上的泥巴。

等了很久。

久到太阳从头顶偏到了西边，久到院子里的牛站起来又卧下，卧下又站起来。久到我的腿站麻了，弟弟蹲在地上睡着了，歪着脑袋，嘴角流着口水。

门终于开了。

姑姑站在门里，脸色不太好看，眼睛红红的，像是哭过。她身后传来姑父的声音，闷声闷气的：“赶紧让他们走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”

姑姑低下头，声音很轻：“建军，不是姑姑心狠。你姑父说了，家里两个孩子，再添两张嘴，养不起。你们……你们还是找别人吧。”

“姑姑——”

“砰”的一声，门关上了。

那扇木门又厚又重，关上的时候带起一阵风，吹得我额前的头发飘了一下。门闩落下的声音，咔嚓一声，像是把什么东西斩断了。

弟弟被关门声惊醒，揉着眼睛看看四周，又看看紧闭的木门。他好像明白了什么，嘴一瘪，哭了起来：“哥，姑姑不要我们了……”

我盯着那扇门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可我没有哭出来。我蹲下身，把弟弟脸上的泪擦掉，又擦掉他嘴角的口水。

“别哭。”我说，“有哥在。”

我们蹲在姑姑家门口，一直等到天黑。

姑姑没有再开门。连灯都关了。窗户里透出的那点昏黄的光灭了，整个院子沉入黑暗。只有那头牛还在反刍，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

月亮升起来了。又大又圆，照着田野，照着村庄，照着我们哥俩单薄的身影。

“走吧。”我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土。

弟弟走不动了。他蹲在地上，抱着膝盖，声音哑哑的：“哥，我饿。”

我想起来，我们从中午就没吃东西。姑姑家飘出来的饭菜香，馋得弟弟咽了一下午口水。可他懂事，没去敲门。

我蹲下来：“上来，哥背你。”

弟弟趴到我背上，两只胳膊环着我的脖子。他太瘦了，轻飘飘的，没多少分量。可我走了几步就喘上了，他才七岁，可我也才十岁。

月亮很亮，照着我们俩的影子。影子拉得很长，歪歪扭扭地铺在地上。

“哥，姑姑为啥不要我们？”弟弟趴在我背上，声音闷闷的。

“她……她有难处。”

“那咱们咋办？”

“有哥在，别怕。”

我说这话的时候，自己心里也没底。可我知道，我不能哭。我哭了，弟弟就真的没依靠了。

走到半路，弟弟睡着了。他的呼吸变得均匀，小脑袋歪在我肩膀上，口水打湿了我的衣领。我背着他，一步一步往回挪。三里地，我走了将近两个时辰。

回到村里已经是后半夜了。

月亮被云遮住了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我本来想带弟弟回自己家，可走到门口就愣住了——院门上贴了封条。

白色的纸条交叉贴在两扇木门上，像两道狰狞的伤疤。

“你们家那房子，被你姑卖了，说是抵债。”邻居赵大爷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，披着件旧棉袄，叹了口气，“建军啊，今晚先住大爷家吧。”

赵大爷接过弟弟，把他抱在怀里。弟弟没醒，翻了个身，把脸埋进赵大爷的棉袄里。

那一夜，我躺在赵大爷家的炕上，弟弟缩在我怀里。炕是热的，赵大爷把炕烧得滚烫。可我还是觉得冷。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冷。

我睁着眼睛看着黑漆漆的房顶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——

从今往后，我和弟弟没有家了。

可我不知道，那一夜，才是我们真正“有家”的开始。

第三章 百家饭

第二天一早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醒了。

赵大爷已经在院子里忙活了。他给牛添了草料，又劈了一堆柴，码得整整齐齐。看见我出来，招招手：“建军，过来吃饭。”

灶台上摆着一盆玉米糊糊，四个窝窝头，一碟咸菜。赵大爷给我盛了一碗糊糊，又拿了个窝窝头，掰开，夹了块咸菜递给我。

“吃。”

我端着碗，手在抖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也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我只是站在那里，看着赵大爷。

“愣着干啥？吃啊。”赵大爷自己也端了碗，蹲在门槛上，呼噜呼噜地喝糊糊。

我吃了。第一口糊糊咽下去的时候，眼泪也跟着下来了。

“别哭。”赵大爷头也没抬，“吃饭的时候不能哭，对胃不好。”

上午，赵大爷带着我去了村委会。

村委会在村东头，三间砖瓦房，门口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：陈庄村民委员会。牌子上的漆掉了大半，露出底下的木头纹路。

村支书姓李，叫李长顺，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。他个子不高，嗓门却大，说话震得房梁上的灰直往下掉。听赵大爷说完情况，他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搪瓷茶缸蹦起来老高，茶水洒了一桌。

“你姑这叫啥事儿？亲侄子都不管？她哥刚走，尸骨未寒，她就这么对待两个孩子？”

李支书气得脸通红，烟袋锅子在桌上敲得梆梆响。他蹲下来，看着我。他的眼睛不大，眼皮耷拉着，可眼珠子特别亮，像两颗黑豆。

“建军，你几岁了？”

“十岁。”

“你弟呢？”

“七岁。”

李支书沉默了一会儿，从兜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纸烟，抽出一根点上。烟雾缭绕中，他的脸模糊了。

“你俩别怕。”他把烟掐灭，“村里不能看着你们饿死。”

那天下午，李支书把全村人都叫到了打谷场上。

大喇叭响了：“全体村民注意，全体村民注意，现在到打谷场开会，家家户户都来，一个都不能少。”

大喇叭是挂在村口老槐树上的，声音传遍全村。村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纷纷从家里出来，往打谷场聚。

打谷场在村西头，一大片平整的黄土地，农忙时用来打麦子晒粮食。场边堆着几垛麦秸，孩子们常在里头掏洞钻来钻去。中间有个石碾子，又大又圆，碾盘上刻着细密的纹路。

李支书就站在那个石碾子上。

他个子矮，站在碾子上也没比别人高多少。可他一开口，全场都安静了。

“老陈家的两个孩子，建军和小军，大伙儿都认识。”李支书的声音在打谷场上回荡，“他们爸是老陈，陈守义，咱们村的会计，账目清得能照出人影来，从没贪过一厘一毫。他们妈是刘淑兰，做得一手好针线，谁家孩子没穿过她纳的鞋底？”

底下有人点头，有人叹气。

“现在他们没了爹妈，姑姑又不认，咱们村不能不管。”李支书叉着腰，嗓门更大了，“我提议，从今天起，全村轮流管饭，一家一天，咋样？”

人群沉默了一瞬。

然后王婶第一个站出来。她是个高个子女人，嗓门亮，手脚麻利，说话像炒豆子。

“行！建军和他弟先住我家，我家还有间空房，收拾收拾就能住人。”

“我家有旧衣裳，回头给孩子们送过去。”赵大爷接着说。

“我老了，干不了别的，给孩子纳双鞋垫吧。”刘奶奶拄着拐杖，颤巍巍地挤到前面。

“我会剃头，以后俩孩子的头发我包了。”村东头的张剃头匠拍了拍胸脯。

“我家那口子会木工，给孩子做张桌子，写作业用。”村西头的孙婶说。

“我家的鸡蛋，以后给俩孩子一人一个。”

“我家的菜地，随便他们拔。”

“我家的……”

声音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高。打谷场上像是炸开了锅，人人都抢着说话，人人都想出一份力。

我站在人群中间，拉着弟弟的手。弟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仰着脸看着我，大眼睛里全是茫然。

我想说谢谢，可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，一滴一滴砸在脚下的黄土里。

李支书走过来，蹲下，用他那双粗糙的大手抹掉我脸上的泪。

“建军，记住，你是陈庄的娃。只要陈庄还有一个人在，你和你弟就饿不死。”

我点点头，使劲点点头。

从那天起，我和弟弟开始吃“百家饭”。

李支书排了个表，全村三十多户人家，从村东头排到村西头，一家一天，轮到谁家，谁家管一天的饭。早饭午饭晚饭，一天三顿，都在轮值的人家里吃。

周一到王婶家。王婶家有三个孩子，加上我俩，五个孩子围着一张方桌。王婶做饭手艺好，贴饼子熬小鱼，玉米面糊糊里还放糖。她总是把最大的饼子给我和弟弟，自己孩子吃小的。有一回她大儿子委屈，嘟囔了一句“凭啥他们吃大的”，王婶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：“人家没爹没妈，你还有脸争？”

周二去赵大爷家。赵大爷一个人过，老伴走得早，儿子在县城工作。他做饭粗糙，玉米糊糊配咸菜，偶尔蒸个窝窝头。可每次我们去，他都会提前煮两个鸡蛋，一人一个，看着我们吃。他自己蹲在门槛上，吧嗒吧嗒抽旱烟，眯着眼睛笑。

周三去刘奶奶家。刘奶奶七十多了，走路都颤巍巍的，可做饭特别认真。她擀的面条又细又长，锅里卧个荷包蛋，盛到碗里再滴两滴香油。她坐在旁边看我们吃，嘴里念叨：“多吃点，长身体呢。”

周四去孙叔家。孙叔家里穷，三个孩子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那天中午端上来一盆红薯稀饭，稀得能照见人影，里面漂着几片菜叶。孙婶给我和弟弟一人盛了满满一碗，自己三个孩子却只能喝稀汤。弟弟不懂事，闹着要吃鸡蛋。孙婶转身进了厨房，过了一会儿端出来一个荷包蛋，放到弟弟碗里。

我后来才知道，那是她家唯一的一个鸡蛋，本来是留着换盐的。

那天晚上，我偷偷对弟弟说：“以后别要人家的东西了，人家也不容易。”

弟弟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可他太小了，才七岁。有时候看到别人家孩子吃糖，他还是会眼巴巴地看着。每到这时候，我就把他拉到一边，从兜里掏出一块用纸包着的糖——那是村里小卖部的张婶悄悄塞给我的。

“哥，你咋不吃？”

“哥不爱吃甜的。”

我其实很爱吃糖。可我知道，我多省下一块，弟弟就能多吃一块。

轮到村北头的老光棍周叔家的时候，出了点小插曲。

周叔四十多了，没娶上媳妇，一个人住在两间破草房里。屋里黑咕隆咚的，墙上挂着蛛网，灶台上落着厚厚的灰。他做饭的手艺实在不敢恭维，白菜炖粉条，盐放多了，咸得发苦。

弟弟咬了一口，皱着眉吐出来：“哥，咸。”

周叔的脸一下子涨红了，手足无措地搓着手：“我……我不会做饭……”

我端起碗，大口大口地吃。粉条咸得发涩，白菜帮子没炖烂，硬邦邦的。可我吃得干干净净，连汤都喝了。

“好吃。”我说。

周叔愣了一下，然后咧嘴笑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笑，露出一口黄牙。

从那天起，周叔开始学着做饭。他去王婶家请教，去刘奶奶家偷师。一个月后，我们再轮到他家，桌上摆着一盘炒鸡蛋、一盆疙瘩汤，还有一碟腌萝卜。

“尝尝，这回咋样？”周叔紧张地看着我。

我尝了一口鸡蛋，又尝了一口汤，竖起大拇指：“好吃。”

周叔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
那一年，我和弟弟吃遍了全村三十多户人家的饭。每家都有自己的味道，每家都有自己的故事。王婶家的饭有妈妈的味道，赵大爷家的饭有爷爷的味道，刘奶奶家的饭有奶奶的味道，孙叔家的饭虽然稀，可有家的味道。

我们吃的不是饭，是情分。

第四章 学校

那年秋天，我本来该上四年级了。

开学那天，别的孩子都背着书包去学校了，我没去。我坐在赵大爷家门槛上，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孩子，心里空落落的。

李支书找到我：“建军，你咋不上学？”

我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的脚尖。脚上的鞋是赵大爷给的，大了两码，塞了棉花才勉强跟脚。

“家里没钱。”

“学费的事你不用操心。”李支书说，“我跟学校说了，给你和弟弟全免。”

“可……可我得照顾弟弟。”

“白天上课，晚上回来照顾。你弟白天在幼儿园，放学了王婶帮着接。”

我还是摇头。十岁的我，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：“李叔，我十岁了，能干活了。我想去砖窑厂搬砖，能挣点钱。”

李支书愣了半天。他蹲下来，看着我的眼睛。那双眼睛浑浊，布满血丝，可特别认真。

“你才十岁，搬啥砖？”他叹了口气，“你给我老老实实上学去。钱的事，大人想办法。”

最后我还是回了学校。

可坐在教室里，我根本听不进去。弟弟在幼儿园有没有哭？王婶今天给的饭够不够吃？冬天快来了，棉衣还没有着落……这些问题像石头一样压在我心里，沉甸甸的，喘不过气。

我盯着黑板，可看到的是弟弟早上追着我跑的样子。他站在赵大爷家门口，挥着小手喊：“哥，放学早点回来！”鼻涕泡都冒出来了，他也顾不上擦。

我听到老师讲课的声音，可听到的也是弟弟的声音。他在幼儿园里哭了吗？中午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好好吃？睡午觉有没有蹬被子？

我的脑子像是被分成了两半，一半留在教室里，一半飞回了家。

期中考试，我从原来的前三名掉到了倒数。

数学卷子上，我连最简单的乘法都算错了。语文作文，我写了三行就写不下去了。老师批注：内容空洞，词不达意。

班主任刘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。

办公室不大，一张办公桌，一把椅子，墙上贴着课程表。刘老师坐在桌后面，我站在桌前面。她看了我半天，我也看了她半天。

刘老师是个中年女人，齐耳短发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。她教语文，说话慢条斯理的，可每一句都戳人心窝子。

“建军，你最近怎么回事？”

我站在那儿，不说话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说我担心弟弟？说我晚上睡不好？说我想爸妈？

“你以前成绩多好，”刘老师翻开我的作业本，“你看你这字，以前多工整。现在呢？像鸡扒的。”

我还是不说话。

刘老师看了我半天，突然说：“你把你弟带学校来吧。”

“啊？”我愣住了。

“让他坐你旁边。幼儿园那边我跟你说，先别去了。你带着他上课，总比你在课堂上走神强。”

我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去吧。”刘老师挥挥手，“明天就带来。”

从那天起，我们班多了一个小旁听生。

弟弟坐在我旁边，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。他太小了，坐在椅子上脚够不着地，两条腿悬在空中，晃来晃去。我从家里找了块木板，垫在他脚下。

他倒也乖，不吵不闹。有时候听老师讲课，眼睛瞪得圆圆的，像是能听懂似的。有时候趴在桌上画画，用我给他折的纸飞机。有时候困了，就趴在桌上睡觉，口水流一桌。

有一次上数学课，老师提问：“三加四等于几？”

我正低头给弟弟擦鼻涕，没听见。弟弟突然站起来，奶声奶气地答：“等于七！”

全班都笑了。

老师也笑了，摸摸弟弟的头：“这孩子聪明，以后也是上学的料。”

弟弟得到表扬，美滋滋的，接下来一节课都坐得笔直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黑板。

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睡觉了。每次老师提问，他都抢着举手。虽然十有八九答错，可老师从来不批评他，总是笑着说：“小军真勇敢。”

有一回，学校要交两块钱的试卷费。我翻遍了口袋，只找到一块三。还差七毛。

弟弟知道了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从兜里掏出七毛钱，全是一分的钢镚，用手绢包着。

“哪来的？”我问。

“幼儿园退的。”他说，“我跟老师说我不上了，老师退的。”

我攥着那七毛钱，心里像被人攥住了，紧得喘不上气。

“哥，你咋了？”弟弟仰着脸看着我。

“没事。”我把钢镚装进口袋，“走，上学去。”

那天放学，我没有直接回家。我绕到村后的河边，坐在河堤上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。

河边的芦苇已经黄了，风一吹，沙沙地响。河水很浅，清澈见底，能看到小鱼在水草间游来游去。

我哭完了，站起来，拍了拍屁股上的土，回家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在弟弟面前流过泪。

第五章 学费

1985年冬天，弟弟发了一次高烧。

那天晚上，他缩在被子里，浑身滚烫，嘴唇烧得起皮。我摸他的额头，烫得吓人。

“哥，我冷。”他牙齿打着颤。

我把所有的被子都盖在他身上，还是不够。我抱着他，想用自己的体温给他暖着，可他越烧越厉害，开始说胡话。

“妈……妈……”

我心里一紧，眼泪差点又掉下来。

我跑去找赵大爷。赵大爷摸了摸弟弟的额头，脸色变了：“不行，得送镇上。”

村里卫生所的大夫来看过了，说是肺炎，得打针，可卫生所没有药，得去镇上医院。

那天晚上下着大雪。

雪是从傍晚开始下的，鹅毛一样，大片大片地往下落。地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，踩上去咯吱咯吱响。

赵大爷套上驴车，铺了稻草和棉被，把弟弟裹得严严实实。我坐在旁边，一只手抱着弟弟，一只手举着手电筒。手电筒的光在雪夜里只能照出两三米远，雪花在光柱里飞舞，像无数只白蛾子。

驴车在雪地里艰难地走。老驴喘着粗气，呼出的白气在寒风里凝成霜，挂在它的睫毛上。

到镇上医院的时候，弟弟已经烧得昏迷了。

大夫说要住院，先交五十块押金。

五十块。我和赵大爷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，数了数，二十三块。赵大爷的钱都是毛票，一毛两毛的，最大的一张是五块。

“还差二十七。”赵大爷皱着眉。

李支书连夜赶来了。他是走着来的，五里地，深一脚浅一脚。他到的时候，棉鞋都湿透了，裤腿上全是泥。

他从兜里掏出十五块：“村里凑的，先拿着。”

还差十二块。

“我去借。”我说。

“你上哪儿借？”李支书拉住我。

“找我姑。”

李支书愣了一下：“你姑？她不是……”

“她是我爸的亲妹妹。”我说，“我去求她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冒着大雪走了五里地，到了姑姑家。

雪还在下，比来时更大了。风卷着雪花打在脸上，像刀割一样疼。我的棉鞋早就湿透了，脚趾头冻得没了知觉。

我站在姑姑家门口，敲门。

敲了半个小时。

手都敲肿了，指关节渗出了血丝，染红了白色的门板。我用拳头砸，用脚踹，扯着嗓子喊。

“姑姑！姑姑！我弟病了！求你了！”

屋里的灯亮了。

门开了一条缝。

姑姑探出头来，看见是我，眉头皱得紧紧的。她穿着一件棉袄，头发披散着，显然已经睡下了。

“大半夜的，干啥？”

“姑姑，我弟病了，在医院，还差十二块钱。你能不能……”

“我哪有钱？”姑姑打断我，“你姑父刚买了拖拉机，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。”

“姑姑，我求你了。等我长大了，一定还你。”

“你拿啥还？你一个小孩……”

“姑姑——”

“行了行了。”姑姑转身进屋，过了一会儿拿出来五块钱，“就这些了，赶紧走。”

我接过钱，还想说什么，门又关上了。

那五块钱，是姑姑这辈子给过我的唯一一笔钱。

我攥着那五块钱，在雪地里站了很久。雪花落在我头上、肩上，把我变成了一个雪人。

后来我再也没去找过姑姑。

弟弟住了三天院，烧退了。

出院那天，李支书对我说：“建军，你姑那五块钱，村里给你补上。”

我摇头：“不用，我能还。”

从那以后，我开始利用课余时间捡废品。

酒瓶子、废铁、破纸箱子、牙膏皮……什么都捡。放学路上，我边走边看，眼睛像扫帚一样扫过路边的沟沟坎坎。看到酒瓶子就捡起来，装进蛇皮袋里。一个酒瓶子两分钱，十个两毛，一百个两块。

我攒了一个学期，攒了八块钱。

过年的时候，我把八块钱交给李支书。

“李叔，这是姑姑那五块，还有三块是利息。”

李支书看着我，看了很久。然后他接过钱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“建军，你是个好孩子。”

那三块利息，李支书没要，又塞回给我。

“留着买本子。”他说。

我把那三块钱揣在兜里，一直没舍得花。

第六章 弟弟

弟弟慢慢长大了，也越来越懂事。

他好像一夜之间就明白了什么。不再闹着要糖吃，不再眼巴巴地看着别人的新衣服，不再问“为什么别人有爸妈我们没有”。

他学会了做饭。七岁的孩子，站在灶台前够不着锅，就踩着小板凳。第一次煮粥，水放少了，煮成了一锅干饭。第二次水又放多了，煮成了稀汤。第三次才勉强能吃。

我放学回来，他端着一碗粥，得意洋洋地说：“哥，我做的。”

粥是糊的，底下糊了一层锅巴。可我把那碗粥喝得干干净净，连锅巴都刮下来吃了。

“好吃。”我说。

弟弟笑了，露出两颗小虎牙。

他开始帮我干活。我去捡废品，他也跟着。我背蛇皮袋，他拎小篮子。看到酒瓶子，他比我跑得还快。

有一回，他在垃圾堆里翻到一个铁皮盒子，锈迹斑斑，可擦干净了还能用。他把盒子拿回家，当成宝贝，里面装着他捡来的“值钱东西”：三个牙膏皮、两个酒瓶子盖、一块废铁。

“哥，等攒够了，给你买双新鞋。”他说。

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。鞋头破了洞，脚趾头露在外面，冻得通红。那是赵大爷给的鞋，穿了两年了，补了又补。

“不用。”我说，“你自己攒着。”

“不，就给你买。”

后来他真的攒够了钱。五块八毛，全是一分两分的钢镚和毛票。他拉着我去镇上的供销社，给我买了一双白球鞋。

“哥，你穿。”他把鞋递给我，眼睛里全是骄傲。

那双鞋，我穿了三年。穿到鞋底磨穿了，鞋面洗得发白，还舍不得扔。

弟弟学习好。比我好。

他脑子聪明，老师讲一遍就会。尤其是数学，心算特别快。老师出题，别的孩子还在掰手指头，他已经说出答案了。

有一年儿童节，学校要表演节目。老师让每个同学买一双白球鞋，统一服装。弟弟回来跟我说，我翻遍了家里，只找到一双旧的。洗了洗，可还是发黄。

弟弟穿着那双黄球鞋上了台。

台下有同学笑他，他装作没听见。表演结束，他跑下台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哥，我跳得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特别好。”

他笑了，露出两颗小虎牙。

那天晚上，我偷偷哭了。我恨自己没本事，连一双白球鞋都给弟弟买不起。

后来我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去干活，搬砖、和泥、扛水泥。一天三块钱，干了半个月，终于攒够了买一双白球鞋的钱。

我把鞋递给弟弟的时候，他看了很久。那双鞋真白，白得晃眼睛。鞋面上没有一丝污渍，鞋带系得整整齐齐。

然后他说：“哥，这鞋你穿吧。你的鞋都破了。”

“我不冷。”

“哥，我知道你脚上长冻疮了。”

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。鞋头破了洞，脚趾头露在外面，冻得通红。脚后跟也裂了口子，渗着血。

弟弟把鞋塞回我怀里：“哥，你比我更需要。”

“你穿——”

“哥，我有鞋。”他指了指脚上那双发黄的旧鞋，“这双还能穿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们哥俩抱在一起哭了一夜。

后来那双白球鞋，我们俩轮流穿。今天他穿，明天我穿。穿到最后，鞋底磨平了，鞋面也黄了，可我们还是舍不得扔。

弟弟上初中的时候，已经长成了半大小子。他的个子窜得很快，衣服总是短一截，手腕脚腕都露在外面。

有一天他放学回来，书包往床上一扔，闷着头不说话。

“咋了？”我问。

他不吭声。

“有人欺负你了？”

他还是不吭声。

我走过去，扳过他的肩膀。他的眼眶红红的，像是哭过。

“到底咋了？”

“哥……”他憋了半天，“同学说我爸是……是……”

他没说出口。

我知道他想说什么。村里有人嚼舌根，说父亲是因为欠了赌债才去工地干活，说母亲是被父亲气死的。那些闲言碎语，传到学校，传到了弟弟耳朵里。

“别听他们放屁。”我搂住弟弟的肩膀，“咱爸咱妈是啥人，咱自己知道。”

“可他们……”

“他们爱说啥说啥。”我打断他，“咱爸是会计，账目清清楚楚，从没贪过一分钱。咱妈是好人，全村人都知道。那些嚼舌根的，是眼红咱有人疼。”

弟弟看着我，眼泪终于掉下来了。

“哥，我想爸妈。”

我搂紧他：“我也想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们哥俩说了很多话。说小时候的事，说爸妈的事，说村里人的事。说到好笑的地方，一起笑。说到难过的地方，一起哭。

从那以后，弟弟再也没为那些闲言碎语哭过。

第七章 高考

1991年夏天，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。

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我正和弟弟在村后的河里摸鱼。李支书的大嗓门从村口传过来：“建军！建军！通知书来了！”

我从河里跑上来，裤腿卷到膝盖，脚上全是泥。李支书手里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，一路跑一路喊。

“省城大学！省城大学！”他跑到我跟前，把信封塞到我手里，喘得上气不接下气，“你考上了！你考上了！”

我接过信封，手在抖。

信封上印着红色的字：录取通知书。我撕开封口，抽出里面那张纸。纸上写着我的名字，写着“录取你为我校中文系学生”，写着“请于九月一日至九月三日到校报到”。

我把那张纸看了三遍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，生怕看错了。

弟弟从河里也跑上来了，浑身湿淋淋的，凑过来看。他看了一眼，就跳起来了，跳得老高，水花溅了我一身。

“哥！你考上了！你考上了！”

那天下午，全村人都来了。

打谷场上又围满了人，比上次李支书开会的时候还多。王婶送来了一篮子鸡蛋，赵大爷送来了一双新鞋，刘奶奶塞给我一个红包，里面是十块钱——那是她攒了很久的养老钱。孙叔提来一只鸡，周叔拎来一壶酒。

“建军，好好上学，给咱村争光。”赵大爷拍着我的肩膀。

“这学费……”李支书皱着眉，“一年得好几百吧？”

“没事，我申请了助学贷款。”我说，“我可以勤工俭学。”

“那也不行。”李支书说，“你弟还得上学，不能让你一个人扛。这样，村里给你凑点。”

“不用——”

“就这么定了。”李支书一挥手，“全村一百多口人，一人出十块，就是一千多。够你第一年的学费了。”

“李叔，我……”

“别说了。”李支书拍拍我的肩膀，“咱们村的人，就是你的爹妈。爹妈供孩子上学，天经地义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挨家挨户去道谢。

走到王婶家，王婶正在灶台前忙活。她听说我要走，非要给我做一顿饺子。她一边包饺子一边抹眼泪：“到了省城，好好照顾自己，别舍不得吃。”

我说：“王婶，你包的饺子，我吃一辈子都吃不够。”

王婶笑了，眼圈红红的。

走到赵大爷家，赵大爷拿出一个布包，里面是一沓零钱，有一块的，有五毛的，还有几张毛票。

“建军，叔没啥本事，就这些了。”他不好意思地搓着手，“你别嫌少。”

我接过钱，跪在地上给他磕了个头。

“叔，等我毕业了，一定报答你。”

赵大爷连忙把我扶起来：“傻孩子，说啥报答不报答的。好好上学，将来有出息了，别忘了咱村就行。”

走到孙叔家，孙叔端出一碗面。面是白面条，卧着两个荷包蛋。

“吃了再走。”他说。

我坐在他家门槛上，把那碗面吃了。孙婶坐在旁边，一直看着我笑。

“我家那三个孩子，要是有你一半出息就好了。”她说。

“会的。”我说，“孙叔孙婶人好，孩子肯定有出息。”

孙叔摆摆手，眼圈却红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走了三十多户人家。每家都坐了一会儿，每家的茶都喝了一杯。走完最后一户，月亮已经升到头顶了。

我站在打谷场上，看着满天的星星。那些星星真亮，亮得像要掉下来似的。

我在心里默默地说：爸妈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考上大学了。

第八章 弟弟的谎言

我上大学那几年，弟弟一个人在村里。

他住在我家原来的老房子里——村里帮我把封条撕了，修了修，让他住。房顶补了漏，墙重新抹了泥，窗户换了新玻璃。李支书还让人给我家修了个院墙，虽然是用碎砖头垒的，可结实。

弟弟自己做饭，自己洗衣服，自己上学。

每次我打电话回来，他都说：“哥，我挺好的。你别担心。”

村口小卖部有部电话，是全村唯一的一部。每次打电话，弟弟都跑去小卖部，张婶帮他拨号，他对着话筒喊。

“哥，我这次考了第三名。”

“哥，王婶今天给我送了饺子。”

“哥，赵大爷给我做了张新桌子，写作业可舒服了。”

他的声音总是那么欢快，好像日子过得很滋润。

可我知道，他过得不好。

他正在长身体，可为了省钱，经常一天只吃两顿饭。早上不吃，中午在孙叔家凑合一顿，晚上自己煮点粥，就着咸菜。

他的衣服都是我穿剩下的，洗得发白，袖子短了一大截。冬天没有棉衣，就把两件单衣套在一起穿。

他的成绩本来很好，可为了早点出来工作，他放弃了考高中，报了中专。

我是在电话里知道这个消息的。

“你为什么不考高中？”我在电话里吼他，把张婶都吓了一跳，“你成绩那么好，能考上大学的！”

“哥，咱家供一个大学生就够了。”他说得很平静，平静得让我心疼，“你好好读你的，我读中专，两年就能出来工作，到时候我供你。”

“你——”

“哥，别说了。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”

我握着电话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弟弟上中专那两年，我每个月给他寄五十块钱。那是我从牙缝里省出来的——早餐不吃，午餐吃馒头咸菜，晚餐就喝一碗粥。

有一次我饿得头晕，在图书馆里差点摔倒。同学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没事，低血糖。

可五十块钱，弟弟还是不够花。

有一次他来看我，坐了一夜的火车，硬座，到的时候满脸疲惫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，领子磨破了，用同色的线缝了缝。袖口也破了，毛边卷着。

他看到我，笑了。

“哥，你瘦了。”

“没有，学校伙食好，胖了。”我拍了拍肚子，其实里面空空如也。

他看到我瘦得脱了相。颧骨突出，眼窝深陷，下巴尖得像把锥子。他抱着我就哭。

“哥，你别寄钱了。我不缺钱。”

“你不缺钱怎么瘦成这样？”

“我……我在减肥。”

我看着他瘦得尖下巴的脸，心里像刀割一样。

那天晚上，我带他去学校门口的小饭馆吃饭。点了三个菜：红烧肉、炒鸡蛋、醋溜白菜。他吃得狼吞虎咽，像是三天没吃饭。

“慢点吃。”我给他夹菜。

“哥，你也吃。”

那顿饭花了十二块。那是我一个星期的伙食费。可我一点都不心疼。

弟弟走的时候，我把身上仅有的五十块全塞给了他。他不要，我硬塞进他兜里。

“拿着。”我说，“哥不差钱。”

他攥着那五十块，眼泪又下来了。

“哥，等我毕业了，我养你。”

“好。”我说，“哥等着。”

第九章 工作

1995年，我大学毕业，进了省城的一家国企。

第一个月工资，五百块。我留了一百块当生活费，剩下的四百，三百寄给弟弟，一百寄回村里。

李支书收到钱，给我打电话。村委会装了电话，是村里第一部，李支书专门让人装在我家老房子里，说这样弟弟就能接电话了。

“建军，你刚工作，钱自己留着用。村里不缺你这一百块。”

“李叔，这不是钱的事。”我说，“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”

从那以后，我每个月都往村里寄钱。不多，可从来没断过。

弟弟中专毕业后，进了县城的一家工厂。他脑子活，肯吃苦，很快升了班长。他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给我寄了三百块。

“哥，这钱你拿着，买件新衣服。”

我没舍得花，存了起来。

后来弟弟谈了个对象，是厂里的会计，叫小芳。小芳长得不算漂亮，可性格好，温柔贤惠。弟弟带她来见我，我请他们吃了一顿饭。

“哥，我想跟小芳结婚。”弟弟说。

“好啊。”我说，“哥支持你。”

“可我没钱……”弟弟低下头。

“钱的事你别操心。”我拍拍他的肩膀，“有哥在。”

1998年，弟弟结婚。

我把攒了三年的积蓄全拿出来，给他办了一场体面的婚礼。在县城最好的饭店摆了十桌，请了全村人，还买了新家具、新被褥。

婚礼上，弟弟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哥，没有你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”

我说：“没有村里人，就没有咱们的今天。”

婚礼那天，我把全村人都请来了。李支书、王婶、赵大爷、刘奶奶、孙叔、周叔……还有好多好多人。

李支书喝多了，红着脸说：“建军啊，当年我就知道，你这孩子有出息。”

“李叔，是你给了我活路。”

“啥活路不活路的。”李支书摆摆手，“你是咱们村的娃，咱们村不帮你，谁帮你？”

那天晚上，我喝了很多酒，说了很多话。

说到父母去世的时候，我哭了。说到姑姑关门的时候，我哭了。说到全村人凑钱供我上学的时候，我又哭了。

弟弟也跟着哭。我们哥俩抱在一起，哭得像两个孩子。

小芳在旁边递纸巾，自己也抹眼泪。

“以后咱好好过日子。”弟弟擦干眼泪说。

“好。”我说，“好好过日子。”

第十章 姑姑

2005年，姑姑病了。

是村里人告诉我的。她在县医院住院，癌症晚期，没几天了。

我犹豫了很久，最后还是去了。

医院的走廊很长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。白色的墙壁，白色的床单，白色的灯光，一切都是白的，白得让人心慌。

病房里，姑姑瘦得只剩一把骨头。她躺在床上，身上插着管子，鼻子里吸着氧。她的脸凹下去，颧骨突出，眼睛浑浊。

她看到我，愣了一下，然后别过头去。

“你来干啥？”

“听说你病了，来看看你。”

“看我笑话？”

我没说话，把带来的水果放在床头。苹果、香蕉、橘子，都是挑的最好的。

沉默了很久。

病房里很安静，只有心电监护仪发出规律的滴滴声。窗外有阳光照进来，落在姑姑枯瘦的手上。那双手青筋暴起，指节变形，像枯树枝。

“建军，我对不起你。”姑姑突然说。

我看着她，没有说话。

“当年……当年我也是没办法。”姑姑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风吹过纸片，“你姑父那人你知道，他不同意，我……我也不敢。”

“姑姑，都过去了。”

“你爸妈那房子，我卖了三千块。”姑姑说，“那钱，我昧下了。后来你来找我借钱，我不是没有，我是……不敢给你。”

“姑姑，别说了。”

“你让我说完。”姑姑抓着我的手，指甲掐进我的肉里，“这些年，我天天做噩梦，梦见你爸骂我，梦见你妈哭。我……我不是人。”

她的眼泪从眼角滑下来，流进枕头里。

我看着她枯瘦的手，想起三十五年前，她关门的那一刻。那扇门关上的声音，咔嚓一声，像是把什么东西斩断了。

可此刻，看着病床上的姑姑，我心里却出奇地平静。

“姑姑，我不恨你。”我说，“真的。”

姑姑哭了，哭得像个孩子。她的肩膀一抽一抽的，眼泪把枕头浸湿了一大片。

“建军，你原谅姑姑了？”

“原谅了。”

我说的是真话。不是因为我大度，而是因为我明白了一件事——恨一个人，太累了。

姑姑走的那天，我和弟弟都去了。

她拉着我的手，说了最后一句话：“替我……替你爸妈……好好活着。”

我点点头：“我会的。”

姑姑闭上眼睛的时候，嘴角挂着一丝笑。

我从医院出来，站在门口，看着天。天很蓝，蓝得没有一丝云。

我想起母亲。母亲笑的时候，嘴角也有两个梨涡。

第十一章 报恩

2010年，我辞职下海，开了自己的公司。

那几年运气好，赶上房地产爆发，生意越做越大。弟弟也从工厂出来，跟我一起干。他管财务，我管业务，哥俩配合默契。

攒了钱，我们哥俩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回村。

“李叔，我想给村里修条路。”我说。

李支书已经老了，头发全白了，背也驼了。他坐在村委会门口晒太阳，眯着眼睛看我。看了半天，笑了。

“好，好。”

那条路修了三个月，花了三十多万。路面是水泥的，两旁装了路灯，一直通到村外的大路。路灯是太阳能的，白天吸光，晚上自动亮。

“建军，你这是干啥？”王婶拉着我的手，“花这么多钱。”

“王婶，当年我吃你家饭的时候，你从来没嫌我吃得多。”我说，“这点钱，算啥？”

接下来几年，我又给村里做了几件事。

翻修了小学。原来的教室是土坯房，屋顶漏雨，窗户透风。新学校是砖混结构，三层楼，有图书馆、有电脑室、有操场。孩子们再也不用踩着泥巴上课了。

建了老年活动中心。李支书年纪大了，赵大爷也老了，村里的老人都需要一个地方聚聚。活动中心里有棋牌室、阅览室、健身器材，老人们可以下棋、打牌、聊天。

给每户人家装了自来水。以前村里人吃水要去井里挑，现在打开水龙头就有水。王婶高兴得合不拢嘴：“以后再也不用挑水了，我这老腰可算解放了。”

还修了座桥。村东头那条河，以前只有一座石板桥，窄得只能走人。每到雨季，河水漫上来，孩子们上学都过不去。新桥是水泥的，又宽又结实。

每次回村，我都挨家挨户坐坐。

刘奶奶已经走了。她走的那天，我在省城，没能赶回去。后来我回村，去她坟前磕了三个头。

孙叔也走了。他走的时候，三个孩子都在跟前。大儿子考上了大学，在城里工作。二女儿在镇上开了个饭馆。小儿子接了孙叔的班，在村里种地。

孙婶还健在，身体硬朗。每次我去，她都拉着我的手，说当年的事。

“建军，你还记得不？那年你在我家吃饭，一口气吃了三碗面条。”

“记得。”

“你弟那时候才这么高，天天跟在屁股后面喊饿。”

“记得。”

“你爸妈要是活着，看到你今天这样，得多高兴啊。”

说到爸妈，我沉默了。

是啊，他们要是活着，该多好。

李支书是2018年走的。走之前，他拉着我的手，说：“建军，我这辈子，没看错人。”

“李叔，是你给了我活路。”

“啥活路不活路的。”他笑了笑，“你是咱们村的娃，咱们村不帮你，谁帮你？”

李支书走的那天，全村人都来送他。送葬的队伍排了一里地，从村委会一直排到村后的山坡上。

我走在队伍最前面，捧着遗像。

遗像上的李支书，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——矮个子，大嗓门，眼睛亮得像两颗黑豆。

我在他坟前磕了三个头。

“李叔，你放心，村里的事，我管。”

第十二章 回家

2019年，弟弟提议回村过年。

“哥，你多少年没在村里过年了？”

我想了想，好像从上大学开始，就没在村里过过年。每年春节，要么在省城加班，要么在城里的小饭馆吃顿年夜饭。

“今年咱回去。”弟弟说，“我把咱家老房子翻修了，能住人了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：“你翻修老房子了？”

“嗯。”弟弟笑了，“你出钱，我出力。咱家那房子，不能塌。”

我这才知道，弟弟这几年一直在偷偷翻修老房子。他请了村里的工匠，把房子重新盖了。还是原来的位置，还是原来的格局，可砖是新的，瓦是新的，门窗也是新的。

“你咋不跟我说？”

“跟你说了你肯定不让。”弟弟嘿嘿笑，“哥，那房子是咱爸妈留下的，是咱的根。根不能断。”

那天下午，我站在老槐树下，看着弟弟从车里搬东西。他老婆小芳、孩子都来了，大包小包的，像搬家一样。

“哥，你站那儿干啥？进屋啊。”

我抬头看了看那棵老槐树。

三十五年前，我跪在它底下求姑姑收留我们。三十五年后，它的枝丫更加繁茂，像一把大伞，遮住了半个院子。

树干上还留着我小时候刻的字。是用小刀刻的，歪歪扭扭的：陈建军，一九八三年。

我伸手摸了摸那些字，树皮粗糙，字迹已经模糊了，可还认得出来。

“哥，快进来！”

弟弟站在院门口喊我。他穿着一件新棉袄，红光满面的，早不是当年那个跟在我身后哭鼻子的小男孩了。

“来了。”我说。

推开院门的那一刻，我愣住了。

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，青砖铺地，角落里种着一棵石榴树。石榴树不大，可枝头挂着几个红灯笼，喜气洋洋的。

堂屋里摆着新家具，八仙桌、太师椅、条几。墙上挂着父母的遗像，照片是放大的，父母年轻时的样子，笑着看着我们。

遗像前面摆着供桌，供桌上放着水果、点心、香炉。香炉里插着三炷香，青烟袅袅。

“哥，你看这是啥？”弟弟从里屋拿出一个布包。

我打开一看，是一双白球鞋。洗得干干净净，用报纸包着，放在柜子最里面。

“你还留着呢？”

“嗯。”弟弟说，“这是你给我买的第一双鞋，我舍不得穿。每次想你了，我就拿出来看看。”

我拿着那双鞋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

那双鞋已经很小了，小得只能放进一个孩子的脚。鞋面发黄，鞋底磨平了，可洗得很干净，没有一点污渍。

“哥，别哭。”弟弟拍拍我的肩膀，“爸妈不在了，可咱们还在。村里人不在了，可他们的情还在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哥，你说咱这辈子，最幸运的是啥？”

我想了想：“是有人肯收留咱。”

“不是。”弟弟摇头，“是咱哥俩，一直在一起。”

尾声

除夕夜，村里家家户户都亮了灯。

红色的灯笼挂在门口，红色的对联贴在门框，红色的鞭炮碎屑铺了一地。整个村子都是红的，红得温暖，红得热闹。

我和弟弟坐在院子里，看着满天的烟花。

烟花是从村东头放的。村里的年轻人凑钱买了烟花，在打谷场上放。一个接一个，在夜空中炸开，五颜六色的，照亮了整个村子。

“哥，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过年，咱们在村里东家吃一口，西家吃一口。走到谁家，谁家都给咱们夹菜。”

“记得。”

“那时候我觉得，虽然爸妈不在了，可咱们有全村的人疼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哥，你说咱们这辈子，怎么报答得了？”

我看着远处，那些亮着灯的窗户，那些飘着香的炊烟，那些笑着闹着的人家。

“好好活着。”我说，“就是最好的报答。”

弟弟举起酒杯：“哥，敬咱爸妈。”

我也举起酒杯：“敬全村人。”

“敬咱们哥俩。”

酒杯碰在一起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
烟花在头顶绽放，照亮了整个村子。红的、黄的、绿的、紫的，一朵接一朵，把夜空染成了彩色。

我站在老槐树下，仿佛又看到了1984年的自己。

十岁的男孩，拉着七岁的弟弟，跪在姑姑家门口。男孩的脸上挂着泪，弟弟的脸上挂着鼻涕。他们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，孤零零地投在地上。

那扇门关上了。

可全村的门，都为我们打开了。

三十五年了。老槐树还在，村子变了模样。可有些东西没变。

比如村东头那口老井，比如井边那排青石板，比如每到傍晚就响起的炊烟。再比如，那些曾经给过我们一碗饭、一件衣、一句话的人。

他们有的还在，有的走了。可他们的情，永远在。

爸妈，你们看到了吗？

你们的儿子，好好活着呢。

（全文完）

注：本文内容源自网络，均为虚构创作，请勿与现实人物、事件关联对号。